三十年的重量
余秋雨《三十年的重量》赏评
邓木辉
余秋雨，当代著名散文家、文艺理论家。主要作品有《文化苦旅》《山居笔记》《霜冷长河》《千年一叹》等。他思考文化问题，写作文化散文，拥有众多读者。《三十年的重量》收入他的散文集《文化苦旅》。
余秋雨先生的散文《三十年的重量》很感人，使人读后久久处于激动之中。
首先是内容感人。文章先写岁末“在接不完的电话中”，突然接听到一个声音生楞苍老、语调颤抖恳切的电话，是“我”读中学时的穆尼老师打来的，说30年前“我”送的那张贺年片在“文革”初抄家时遗失，要求“我”补画一张送他，他将把它作为最贵的礼物收藏。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贺年片，让老师这样割舍不下？文章先声夺人，设置悬念，引人入胜。接着，作者回忆了自己“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”，交代了这张贺年片制作的有关情况。文章不仅仅回忆了自己与穆尼老师的事，而且由点及面，回忆了这时教过自己的一批老师。说是“不知什么原因”，许多中学学者林立，“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”，一批造诣高深，“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”的老师在中学任教，让人“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”。穆尼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师。这些学者型老师虽然“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，日子过得很不顺心”，但教学认真，不投机巧，使“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，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”。于是，“当时才十四五岁”的“我们”，“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”；“到放寒假，终于有了主意，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”。那时的中学生买不起贺年片，“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”，自制“土土的”贺年片，写的画的“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”，然而，“就是那点稚拙的涂划，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，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”！这就是那张贺年片的由来！作者通过对一段往事的回忆，交代了制作贺年片的有关情况，表达了对老师的崇敬之情，也含蓄地鞭挞了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的摧残。出于对老师的深深崇敬，尽管很忙，“我”和已是“知名的书画家”的当年同班同学曹齐，“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”，为老师制作了一张精美的贺年画，送到了老师手中。文末，作者情不自禁，变换人称，直抒深情：老师，“在你面前，为你执笔，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、头衔全都抖落了，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才能超拔烦嚣，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。”读来十分感人。
其次是手法娴熟。全文主要运用对比烘托手法，有力地突出了老师的感人力量，很好地抒发了对老师满怀崇敬的“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”。开写“我”的繁忙和“重要”：电话“接不完”，“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”。然而，这些只能使“我”“感到浑身空荡荡、虚飘飘”，觉得毫无意义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“我”接到了30多年前教“我”语文的穆尼老师要“我”再做一张贺年片的电话，“我立即断定，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”。这些对比烘托，很好地突出了老师在“我”心中的“重量”以及为老师制作贺年画的意义。30年后，“我”与同学曹齐已是很有成就的知名人士，“我”的老师尽管“在青年时代”就出版了“三四本著作”，但后来由于政治牵累的原因却默默无闻，然而，在老师面前，“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、头衔全都抖落了，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”，此时此刻，“我们才能超拔烦嚣，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。”这些对比烘托，很好地抒发了“我”对老师的崇敬之情……这些叙事手法，看似不动声色、无意而为，实则匠心独运、巧妙娴熟。
再次是叙事朴实。全文用家常语言，朴实地叙述事情，没有华丽词句，没有新奇词句，甚至连感叹号都没用一个，一点不造作夸张！老实说，这篇文章很多地方很感人，抒情强烈，一般是要用感叹号的，比如文末变换人称直抒深情的两段。但作者似乎是有意为之，始终用朴素的手法，朴实地叙事抒情。这更加使叙事感人，抒情真挚强烈。
文章给人的启迪是多方面的。作为老师，要功底扎实、敬业爱岗，这才能够在学生心中增加“重量”；作为学生，要尊师爱师、知恩感恩，这才能够“创造永恒”；特别是对“发展等级”导致的追求华丽却华而不实的作文，应该改变文风，在抒写“真实”、抒发真情、充实内容上下功夫，而不要在堆砌比喻排比、罗列古诗古文、翻新形式、追求华丽上下功夫……
附原作：
三十年的重量
余秋雨
时至岁末，要我参加的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，因此我也变得“重要”起来，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，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。难道真是这样了？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、虚飘飘。
实在想不到，在接不完的电话中，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。待对方报清了名字，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：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。他在电话中说，30年前的春节，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，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。那张贺年片已在“文革”初抄家时遗失，老人说：“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，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？”老人的声音，诚恳得有点颤抖。
放下电话，我立即断定，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。
我呆坐在书桌前，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。那时候，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，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，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。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，依然学者林立。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，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。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，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，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。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，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，引得校外教师纷纷到我们学校来听课。穆尼老师来劲了，课程内容越讲越深，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得问题当场提问，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，情景十分尴尬。我在心中抱怨：穆尼老师，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，向我提问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？后来终于想通：这便是学者，半点机巧也不会。
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，也能约略辨识出学问和人格的亮度。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，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，凭孩子们的直觉，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，日子过得很不顺心。到放寒假，终于有了主意，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。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，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，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。说好了，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，怯生生地敲开门，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，嗫嚅地说上几句就走。老师不少，走得浑身冒汗，节日的街道上，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。
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。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，总该是他画得多了一点，我负责写字。不管画什么，写什么，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。但是，就是那点稚拙的涂划，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，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。
今日的曹齐，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，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。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月历上印有他的作品。画廊上也有他的画展。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请要求，和我一样，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，选出一张上好宣纸，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，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。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，在画幅上端满满写上事情的始末，盖上印章，，再送去精细裱装。现在，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。
老师，请原谅，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，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，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，卷一卷30年前的甜酸苦辣给你。
在你面前，为你执笔，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、头衔全都抖落了，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才能超拔烦嚣，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。
凭借着这种至情，我又资格以30年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：记住，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。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，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，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。（选自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）
（原载《湖北招生考试快速阅读》2008年第8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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